《第一財經日報》發表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喬依德文章表示，資金融通涉及各方面的問題，都與一個更大的金融框架有關，也就是跟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相關。因為構成這個體系的規章制定、機構設置和制度安排等無不直接或間接地規定了解決上述問題的政策、方法和途徑。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布雷頓森林會議建立了以解決國際收支問題為宗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以提供開發援助為宗旨的世界銀行，同時以金匯兌形式確立了美元的主導地位。雖然在上世紀70年代初，美元與黃金掛鈎、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鈎的雙挂鈎金融安排已經破局。但是美元佔主導地位的局面並未改變。這樣一個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對於二次大戰後全球經濟貿易的發展、推動經濟全球化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但是同時它也存在著一些缺陷，例如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防止金融風險能力不夠、包容性缺乏等。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各國和國際社會進行了一系列努力，旨在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消除或減緩上述種種缺陷。但是，該體系的根本缺陷，即一國的主權貨幣充當了全球的信用貨幣並未得到改變。該國貨幣當局（美聯儲）只會從本國經濟需要出發來決定貨幣政策，這樣的政策有可能與全球的經濟需要產生衝突。這也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也引發了巨大的產能合作融資需求，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產業轉型升級創造了機會。 

 

再次，「一帶一路」倡議還衍生了其他融資相關需求，包括與沿線國家金融機構開展金融合作、金融產品創新等方面的需求。 

 

如此大規模的跨境融資需求其本身就有進一步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動因，同時它又為進一步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在過去的二十年，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有了很大的發展，它們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也已超過50%。

 

為了打破這樣一種經濟格局和現有國際金融機構話語權的不對稱，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國際金融機構，如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應急儲備安排（CRA）等。它們可以在「一帶一路」當中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新的金融機構本身也能得到發展。這樣對現在的國際金融機構是一個很好的補充和有力的促進，能夠使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更為公平、更有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