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傳媒沒落，出版社難以經營。書展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香港市民多買點書。
今日香港是講究數字的社會，不講求質量。只要求市民消費多買書，少免費上網吸取免費資訊，一切以經濟為動機，「鼓勵閱讀風氣」，是為了挽救出版社這個行業，多於提升民智。
然而，即使書籍，民國學者毛子水在五十年代已經說過：「世間壞的書多，而好的書少。」作家吳魯芹說：「今日充塞市上的，只是書的形式、而不配稱做書的印刷物。」
這句話稍一改動，以民國時代中國社會一般的禮儀和修養相比，經歷毛澤東之「文革」洗禮，今日的中國人，其中無胡適、無梁啟超、無徐志摩、無梁思成與林𡽪音、無燕京大學、無民國三十八年之前張季鸞胡政之的大公報、無老舍王世襄林海音筆下的北京風物、無十里洋場文藝中西匯萃的上海；其大量之GDP聲浪喧嘩、證件造假、五毛網路辱罵、廣埸大媽歌舞，到處亢奮咆哮說自己是中國人者，此一數量繁多之人種，以毛子水、吳魯芹指出的「書」和「印刷物」之分別而喻，或亦不知可否這樣說，只是在生物學上仍為黃河流域一帶繁殖承傳之「中國人」的種族形式、而不配稱做中國人的蒙古利亞裔人形動物。
與今日比較，五十年代的台灣當然還有許多好書；正如三十年代魯迅林語堂已經看不過眼的民族劣陋質素，若換了今日在生會更為厭惡。 其時台灣知識界出了一本研究註解李商隱詩的書，作者將李詩「分體」排列而論證；知識份子周棄子說：這是一本很糟的書，因為李商隱詩只有題材之別，並無詩體之分。什麼叫題材？寫景抒情和以無題隱晦表達牛李黨爭政治失意者，就是題材。樂府、五言、七言律絕，就是詩體。
出版社不服氣，寫信申辯，認為評斥過苛，出版生意已經難做，你這樣一罵我更慘。周棄子引文史證據再駁斥，最後說：「市面上沒有李義山的集子賣了，逼得我們書再糟亦不得不買，這是你營業的成功，但不能抵銷你無知妄作的失敗。」
這才是真正關於「書」的爭論，在六十年前。今日華文印刷傳媒，不論生意好不好，「市場」恐無一人知道誰是李義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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