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國快遞包裝碳排放總量為2395.84萬噸CO2E（二氧化碳當量，包括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這是近日即將發布的《2021—2030中國快遞業綠色包裝碳減排潛力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測算出的快遞包裝碳排放量。

同濟大學生態文明與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浙江省長三角循環經濟技術研究院院長杜歡政教授介紹：「這些碳排放需要種植相當於一個北京市土地面積（16410平方千米）的樹木才能抵消。」

 

隨著快遞量的增長，2020年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達833.6億件，與2018年相比，增長接近70%。

 

《報告》顯示，目前，大多數塑料快遞包裝都隨著生活垃圾填埋或焚燒了。在「雙碳」目標下，未來快遞包裝如何實現源頭減量化、資源化？成為快遞業內一個重要的課題。

 

 

「我們以2020年各類快遞包裝材料的消耗量為基礎，計算出了當年快遞包裝的原材料生產、加工生產以及廢棄包裝處理三個階段的碳排放量。」浙江省長三角循環經濟技術研究院研究員郭巍介紹，這些快遞包裝包括瓦楞紙箱、快遞信封袋、一次性塑料快遞袋、編織袋和泡沫箱以及三種輔助包裝材（塑料快遞運單、膠帶和填充塑料）等。

 

根據《報告》，2020年，中國各類快遞包裝產生總量合計為1576.8萬噸（這一數值在2018年僅為930萬噸），碳排放總量為2395.84萬噸CO2E。當年，中國人均快遞塑料包裝消耗量為1kg，這相當於2020年中國每人一年在快遞包裝上消耗了100個超市中號塑料袋（一個中號的超市塑料袋重量大概10g左右）。

 

據介紹，中國快遞包裝全生命週期碳排放在較大程度上受到包裝在原材料生產和加工生產兩個階段碳排放的影響。

 

2020年上述這兩個階段所產生的碳排放總量為437.42萬噸CO2E。其中瓦楞紙碳排放佔比最高，接近75%；其次是一次性塑料袋，佔11.57%。其他主要的碳排放來源是填充塑料、快遞單和信封袋，分別佔4.18%，2.98%和2.39%。

 

值得注意的是，廢棄包裝處理階段的碳排放總量為265.39萬噸CO2E。瓦楞紙在廢棄包裝處理階段碳排放量為176.30萬噸CO2E。塑料包裝燃燒處理也會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以一次性塑料袋為例，通過燃燒處理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21.23萬噸CO2E，通過填埋處理產生溫室氣體排放量僅為5.42萬噸CO2E。

 

 

「目前能夠再生利用的廢棄快遞包裝主要是瓦楞紙。」郭巍說，對於紙質製品，一般能得到較好的回收和利用，佔比達到80%；但塑料類快遞包裝廢棄物回收困難、再生成本高、再生利潤低，造成當前中國快遞包裝廢塑料約99%（質量比）混入生活垃圾，不僅加大了環境承載壓力，也造成了資源浪費。目前，填埋和焚燒的塑料類快遞包裝材料末端處理方式對整個快遞包裝材料全生命期碳排放影響較大。

 

根據相關預測，2025年中國的快遞業務規模將達到1,852億件，到2030年將快速增長到2,323億件。未來十年快遞業也將迎來爆發潮，到2030年，將達到1,105億件。

 

《報告》設置了各種塑料包裝材料的6種類流向情景，對塑料包裝碳排放進行了預測，數據顯示，可降解包裝材料不管是通過填埋還是堆肥方式進行末端治理，產生的碳排放都偏高，且處理處置方式所需條件較為嚴格。相比之下，推廣應用循環包裝塑料不僅能夠有效控制塑料廢棄物產生，也能減少快遞包裝材料所導致的碳排放。

 

然而，近年來中國試點推廣應用快遞循環包裝時卻發現很多問題。

 

《報告》指出，常溫循環快遞包裝目前在各快遞企業應用率極低，在應用最為廣泛的快遞企業之中也僅佔其快遞業務量的不到1%。很多知名快遞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循環快遞箱，但大都處於觀望階段，性質上更多為活動性推廣，活動結束之後沒有持續性推廣的計劃。

 

另外，除循環包裝箱外，循環塑料袋的推廣也並不順利。不同於循環箱需要佔據大量的空間，塑料袋具有回收方便、成本低等優勢。但目前無法推廣的癥結在於：快遞塑料袋的主要使用者並非快遞企業，而是電商企業，大量從個體電商發出的循環袋並沒有再流回電商的逆向物流體系支持；另一方面，快遞一次性塑料袋擁有極低的購買成本，這一成本中沒有包含環境影響的費用，電商企業並無經濟動力使用循環塑料袋。

 

 

事實上，治理塑料污染也是中國固廢治理的重點內容。2020年發布的《關於加快推進快遞包裝綠色轉型意見的通知》提出，推進快遞包裝材料源頭減量，推廣可循環包裝產品。

 

2021年，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印發的《「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動方案》明確，到2025年，電商快件基本實現不再二次包裝，可循環快遞包裝應用規模達到1000萬個。

 

但實現塑料快遞包裝減量化、資源化仍存在多方困難。一是各方責任不明，產生的成本沒人買單。《報告》指出，快遞包裝廢棄物中由快遞企業產生的僅佔10至30%，絕大多數的包裝來自生產商、電商及客戶，主要以電商為主。生產企業、電商平台和商家、快遞物流企業和消費者作為產業鏈各環節主體，都應承擔綠色包裝的責任。循環快遞包裝及其逆向物流都會產生成本，責任不明導致這些成本目前無人買單，循環利用無法形成閉環，目前的部分試點成效並不理想。

 

其次是缺少強制性的政策，循環包裝標準不一。目前對於循環快遞包裝的使用多為鼓勵、引導性政策，缺少強制性政策。消費者端的快遞循環包裝產品規格、標準不一，有些循環包裝每次使用導致的碳排放大於使用一次性包裝，背離了循環經濟的初衷。而且在後疫情時代公共環境衛生標準更加嚴格的情況下，循環箱/袋使用後進行清洗消毒的標準缺失。

 

此外，消費者使用習慣尚待形成。快遞循環包裝逆向物流體系構建有兩個關鍵節點，從消費者到回收點，和從回收點到處理點。在習慣層面，長期的巨量化非綠色物流服務，已磨合形成生產製造、電商和物流企業及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要改變這種習慣，需要一定時間。對於回收快遞包裝，部分消費者表示，「沒聽說過包裝可以回收」或者「見過回收快遞包裝的，離家遠，送過去不方便」。部分快遞企業將回收點設在了末端派件網點，雖然多在社區周邊，但距離也有1—2公里，且現場拆解快遞的消費者少之又少。

 

 

基於各方面原因，塑料快遞包裝減量化、資源化未來之路應該如何走？

 

杜歡政教授指出，循環快遞包裝的推行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形成產業鍊和生態鏈，循環快遞包裝問題應和垃圾分類、減塑限塑政策結合起來整體進行考慮。

 

他認為，首先，要推行生產者和消費者責任延伸制度，使生產企業、商家、快遞物流企業和消費者，都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和成本，使各個利益相關方達到協調和平衡。解決循環快遞包裝的大規模應用制度層面上的問題。建議分品種、分場景地根據生產者和消費者責任延伸制度，推出循環快遞包裝應用的細化實施方案，在快遞包裝碳排放量高的省市自治區，先行開展試點。

 

其次，應該將快遞包裝廢棄物納入地方垃圾分類和再生資源回收的建設體系中進行治理，由地方政府牽頭作為產業鏈各方的鏈接「中樞」，推動循環快遞包裝協同和共享機制操作範式的標準化、規範化。

 

另外，推行「一次性包裝收費政策+循環包裝押金制」。解決循環快遞包裝「難回收」的問題，需在電商企業和消費者端推行「一次性包裝收費政策+循環包裝押金制」。比如快遞包裝的一次性可降解塑料袋向消費者收費1元錢，但是如果消費者選用循環包裝，押金3—10元不等，消費者取出快遞內件後，把循環包裝送到家附近的快遞包裝回收網點或驛站網點，押金再進行退還。用經濟手段激勵電商企業和消費者改變使用習慣。

 

最後，支持有網點體系的企業成為城市公共環境服務商也尤為重要。杜歡政教授認為，快遞公司網點能夠較好地實現綠色配送、綠色回收；大型石化企業加油站，也可以成為廢塑料循環回收體系的服務網點……可將上述網點納入城市公共建設配套設施，在資金、用地上予以支持。